我们应该为了使用便利而让渡个人隐私吗?
互联网新闻 2020-11-03 1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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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媒体与资本合谋,低俗算法圈养投喂用户

②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同等重要

③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并不等于“数据封建主义”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原创:于怡朗

《我们应该为了使用便利

而让渡个人隐私吗?》

10月27日澎湃新闻推送的两条新闻再次引起了公众对个人数据安全的关注和讨论,其头条转发自“央视新闻”其标题为《太可怕!2元就能买上千张人脸照片》,另一条新闻的标题是《侵害用户权益App通报,易车、良品铺子等在列》。

①媒体与资本合谋,低俗算法圈养投喂用户

文章介绍到“在网上某些交易平台上只要花2元钱就能买到上千张人脸照片”,当前人脸识别应用五花八门,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犯罪分子利用AI换脸技术非法获取公民照片进行一定预处理,而后再通过照片活化软件生成动态视频,骗过了人脸核验机制,得以实施犯罪。

而第二篇文章则用表格的形式罗列了131款违规获取用户数据的APP,其中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瓜子二手车、乐视视频、看看视频、上海迪士尼乐园、良品铺子,也包括其他的比较小众的应用软件,比如说:波波视频、百果园、晋江小说阅读等。其中,输入法类、旅游出行类、电商类、音视频类等App发现问题较多。惊悚的是,这些违规软件的应用商店来源竟然都比较正规,比如说:OPPO、小米、华为、vivo、应用宝等,违规的内容大都是:违规收集各人信息;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

主流媒体点名批评应用软件违规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出水面”,罪行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内容违规和操作违规。

近年来,移动终端存在的乱象如喷井般爆发,犯罪分子窃取隐私的手段更加高明,很多不懂行的用户即便隐私被窃取也往往是一脸茫然,主流媒体和相关部门往往是替用户维权的主体。

从新闻中可以察觉到个体维权者往往自身的素质比较高,比如说,“人脸识别第一案”主诉人郭兵就是律师出身;“清华教授拒绝小区人脸识别门禁!”。

2020年315晚会曝光了SDK软件包过度窃取用户手机隐私的事件,令人奇怪的是被曝光的其他企业随后都引起了舆论强烈的反映,可是该窃取用户隐私的"SDK事件"却并没有在舆论场激起多少浪花。

10月26日晚,“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发消息称,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对手机浏览器进行专项集中整治。把影响力较大的8款手机浏览器纳入首批名单进行重点集中整治,分别是UC、QQ、华为、360、搜狗、小米、vivo、OPPO。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里有些浏览器总是卸载不掉?微信公众号“网络传播杂志”在文章《手机浏览器被集中整治!到底哪里做错了?》中分析称:

相对于终端厂商来说,手机可以增加用户粘性、了解用户使用习惯、创造大数据变现的机会等。相对新闻类App或社交媒体,手机浏览器是手机厂商能够直接控制和影响的与用户建立联系的渠道。

手机是一个重要的入口平台,许多企业都将这个入口利益最大化,通过导入流量变现。手机厂商通过给每一部手机通过预装或推荐App,都会收入一定费用。向用户推送信息的渠道是由手机厂商和商业信息平台共同搭建的,两者在流量变现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

手机厂商为了博取流量,与商业信息平台进行内容合作,一些不良信息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用户的手机屏幕上。

信息和资本合谋,用户成为被低俗算法圈养投喂的对象。手机用户只剩下“看”与“一会儿再看”的权利。大量沉浸在由“性、腥、星”构成的无营养的信息(谣言)之中,人们的思想不仅会越加固化和偏激而且会丧失对重要公共性事件的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是互联网巨头的“数字劳工”。

事实上,“数字劳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大量网民表面上看是在消磨时间,实则沦为了互联网企业的“免费内容”生产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浏览、转发、评论和授权等等任何线上行为都成为了对应网站或互联网企业的用户数据,并反过来精准地兜售我们想要的任何“商品”,进而从中牟利。

互联网的资本积累基于用户及其数据的商品化,以及对互联网“产销合一者”商品的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跟踪用户的行为和态度,并将数据卖给财富500强公司。商业化对虚拟空间的渗透,使隐私权受到了伤害,人的独立和自治受到威胁。

随着一批科技公司变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剥削——基于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业机会的城市给予公司的税收优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们变成了亿万富翁,这一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作为弱小的个人很容易将现存的、庞大的、组织化的信息环境看作是合理化、纯天然的存在,即便个人的利益被蚕食,我们也只会表现出无力反抗、习以为常的态度。

微信公号“法意读书”在文章《被巨头无形摆布的我们,正在陷入“新封建主义”的羊圈》中分析道: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数据化、集聚化和垄断化,近十年间,资本主义正变成‘新封建主义’。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巨头具有直接的政治属性,他们把控着技术红利和数据资源,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封建领主’。而广大劳动者和用户,正变成为领主服务的‘互联网农民’,不仅被剥夺剩余价值,就连衣食住行和日常起居都在为企业和资本提供数据、创造价值。”

②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信息同等重要

彭兰在《网络传播学概论》中指出: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信息基础设施之上,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具有明确的主权属性。今天,从国家层面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和陆、海、空、太空等并行的第五大空间,属于国家主权。

诺顿斯登和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中认为“信息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当前,对信息主权的重视和保护,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各国规划和建设本国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信息主权,当然个人也应该拥有对个人信息的“主导权”。

在以报纸、广播为主体的传统媒体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主要是:“诽谤罪和隐私权。”而在以社交媒体为主体的Web2.0时代,人们对隐私权进行了延伸从而提出了“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又可称为“删除权”“数字遗忘权”,指数据主体可以在数据控制者没有合法理由掌握信息的情况下,要求其永久删除该主体的个人数据的权利。

在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中,我们有展示自己的权利也有要求平台和他人删除自己相关数据(图片等)的权利。

互联网的发展的确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也使个人的信息更容易泄露。

例如人工智能在快递领域的普及应用,快递业务是最容易导致个人信息被侵犯的领域。寄件人在邮寄快递时,必须进行实名认证,填写真实的姓名、电话、邮寄内容、寄件地址以及收件人的基本信息,当快递获得的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之后,侵权人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轻易分析出收件人的“画像”,甚至能够对收件人的心理信息和后续行为信息进行预判,进而实施犯罪活动 。

与传统收集个人信息的方式不同,人工智能通过各种端口侵入个人生活,收集个人信息。这些智能端口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生活空间,如头顶的摄像头、电脑的 USB 接口、手机的指纹识别触控、行车导航的定位仪,以及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其他位置等领域。

此外,人工智能随着自主学习能力和人机交互能力的不断提高,日后可以为人类提供越来越细致和周密的服务,包括做饭、打扫、陪伴、聊天、学习、恋爱等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领域的服务,智能物和智能系统将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地将终端用户的相关个人数据信息记录其中。

可见,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刻不容缓,用户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应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③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并不等于“数据封建主义”

2017年7月《卫报》在分析科技巨头的数据垄断时提出了一个词“数据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保护个人数据安全而完全反对互联网公司对个人数据的采集。

当然,这种偏激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个人的数据只有在与海量的其他数据在一起加以分析比较后才会产生价值;并且,合理的数据分析可以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保护个人数据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数据采集和算法的正面作用,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存在善与恶,使技术变成“善”或“恶”的是使用技术的人。

因为害怕技术的负面效果而采取固步自封的做法是落后和不切实际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保持“中庸”,对于算法和技术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全盘否定。

某团外卖里的“数字模糊”技术就值得点赞——基于用户大致的位置信息而为用户推送附近的餐饮服务,由于平台获取的只是大致的位置信息,所以用户不必担心本人精准的位置信息暴露后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困扰。

另外,我们应该加强对技术和数据背后的人或公司的监管——防止科技巨头对公共数据的垄断。

其实,顺应时代的监管从来都是创新的源泉,适当发挥行政和法规的作用可以及时纠正技术中的异端因素。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我们应该为了使用便利而让渡个人隐私吗?”

笔者的回答是:“可以让渡一部分个人数据,但是让渡的这部分数据用户要充分知情并且必须得到法律充分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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